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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世界播资讯】北京保利2022秋拍丨明清书法集珍:撷古意而自成一体

2023-02-13 13:01:17 来源:北京保利拍卖

Lot 945

陈洪绶(1599-1652)行书七言联


(资料图片)

对联 水墨纸本 96×23 cm×2

估价:RMB 2,200,000-3,200,000

著录:

上海博物馆编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,第1053页,文物出版社,1987年。

说明:

1.谢稚柳旧藏。

2.上海博物馆1987年编纂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,“陈洪绶”名下第49印“陈洪绶印”即取自本幅。

陈洪绶绘画格调古雅,其书亦然。孟远评“撷古诸家之意而自成一体”,吴修云:“章侯书法遒逸。”包世臣称之为“楚调自歌,不谬风雅”而列为“逸品”。

陈洪绶《行书七言联》局部

陈洪绶《行书七言联》为其晚年所作,也是陈洪绶创作最丰富的时期,款落“悔迟”之号。陈洪绶的名号中,含义最深的便是“悔迟”,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。丙戌(1646)夏,陈洪绶避乱山中,也是此时,开始使用“悔迟”“僧悔”等号。孟远撰《陈洪绶传》云:“大兵渡江东,即披剃为僧,更名悔迟,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,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,即忠孝之思,匡济之怀,交友语言,昔日之皆非也……自披剃后,即不甚书画,不得已应人求乞,辄画观音大士诸佛像,有称其必传不朽者,则曰:是固余之所悔也。”此时陈洪绶逢朝代更替巨变,陷入“英雄无路,报国无门”的困境之中。在明亡后,其孤傲倔强,不为清政府合作,狂放不羁,唯有寄情书画。也正是因其在政治上的遭遇,对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,他的作品荒诞而深情,充满怪趣味和真性情。《行书七言联》全联以中锋运笔,纵敛有度,收放自如。结体以长方为体,内敛外拓,兼以陈氏特有的长捺、抛钩,笔随意下,疏落有致,气韵天成。看似随意,其实含蕴着独到之处与毫无造作的自然态势。

谢稚柳赠李祖韩联 1946年作

《行书七言联》为谢稚柳旧藏。1946年,谢稚柳曾临陈洪绶此联赠李祖韩。谢稚柳以古书画鉴定和绘画成就名扬四海,同时也心水书法。其早年书法追随陈洪绶,风格清新飘逸。郑重说:书法方面,谢稚柳的“功力不在绘画之下,可以等量齐观。他的书法和绘画同时进入陈老莲的艺术领域,那一手的老莲体书法,可以乱真,只是个性有所不同。老莲是超逸中带紧蓄,谢稚柳则在清新中带闲适,与他的画互为云蔚。”至1987年,上海博物馆编纂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时,将本幅《行书七言联》中“陈洪绶印”收录其中。

Lot 947

金农(1687-1764)节临汉隶《娄寿碑》

立轴 水墨纸本 102×38.5 cm

估价:RMB 800,000-1,500,000

出版:

齐渊编《金农书画编年图目》下,第73页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07年。

说明:

1.娄寿碑,又名“玄儒先生娄寿碑”。东汉熹平三年(174)正月刻,旧在湖北襄阳,历来有名,原石早佚,有宋拓本行于世。碑为隶书,字体方正。

2.此作为戴培之、张权、朱棠递藏。

3.戴培之(清道光间),名植,江苏镇江人,字培之、芝农,斋名听鹂馆、翰墨轩,富收藏,精鉴别。所藏书画多明清佳制,上海博物馆有其藏品多件。

4.张可园即张权(1862-1930),张之洞之子。字君立,号圣可,晚号可园、柳卿、孙卿、均公。直隶(今河北)南皮人。光绪十七年(1891)举人,光绪二十四年(1898)进士,签分户部任职。工书画,精鉴赏收藏,书画甚丰。

5.朱棠,字芾甘,号勤荪、近生,浙江吴兴人,张大千弟子,寓居上海。善山水。1941年曾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,中国美协会员。“上海朱勤荪收藏书画印”常见于所藏明清书画。

金农,原名司农、字寿田,“司农”为汉代“九卿”之一的官称,而“农”则是田间的耕作者。金农21岁时拜在何焯门下就读,其于诗、画、金石考据,均在何义门家的两年里有了很大的收获。金农在何宅心无旁鸯,潜心治学,研读经史及金石碑版,文学与艺术修养都大为提高。同时,年轻的金农常得与好友厉鹗、鲍鉁、丁敬、杭世骏等交游,相互酬唱,亦受益匪浅。自三十岁始,金农开始了“足迹半天下”的“行万里路”之行。之前的金农大多数都是往来于扬州和杭州之间,不断地寻觅其艺术知音,更期盼着展露才情,但早岁的诗名并没为其赢得“际遇”,或许是胸中的干云之志,利禄之念,似是淡化。三十九岁时,由于受泽州陈幼安学士之邀,决定将作山西之途。在此远行之前,北游之始,其本人将“金司农”更名为金农;字也由“寿田”更为“寿门”。

金农 节临汉隶《娄寿碑》 局部

金农隶书大致分为四个阶段,其一为三十九岁之前,此时期金农已经于隶书用功多时,遍临诸碑,虽然其时郑簠隶书风靡扬州,但未被时流所囿。其风格以乙瑛碑为主,字型方扁,用墨浓重,提按分明。其二为三十九岁前后至五十岁之间,多以《华山庙碑》为主,且隶书中多见草法,落笔厚重时见飞白,结体紧凑,点画苍劲灵动。第三个阶段是其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,此时期结体用笔皆呈现出方整之态,横竖笔画粗细一致,隶意渐弱,整体有肃穆苍浑、厚重凝练风格;第四阶段为七十岁之后,即为明显的漆书风格。

金农 节临汉隶《娄寿碑》 局部

本作金农节临汉隶《娄寿碑》款书“农”,钤印为“金司农印”、“金氏寿门”,可知为金农三十九岁左右所书。厚实朴茂,浓墨重书,字型扁方,用笔每多偏锋,波磔雁尾跃然有动势,在沉稳古厚之中显出悠雅自若的风神气韵。金农初期隶书并不多见,类似风格如浙江省博物馆藏《隶书节录乙瑛碑》、厦门华侨艺术博物馆藏《隶书南齐褚先生传》,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《隶书司马温公语》,辽宁省大连市文物书店藏《隶书钟书阳点易》,仅见数件,故而此作节临汉隶《娄寿碑》尤显可贵

金农《隶书节录乙瑛碑》浙江省博物馆藏

金农《隶书南齐褚先生传》厦门华侨艺术博物馆藏

金农《隶书司马温公语》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

金农《隶书钟书阳点易》辽宁省大连市文物书店藏

Lot 948

左宗棠(1812-1885)行书七言联

对联 水墨纸本 148×34.5 cm×2

估价:RMB 400,000-600,000

作为晚清著名湘军将领、中兴名臣,左宗棠以兴办洋务、平定捻回、收复新疆等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。曾国藩言:“论兵战,吾不如左宗棠;为国尽忠,亦以季高为冠。国幸有左宗棠也。”翁同龢言:“其豪迈之气,俯仰一世。又兼通文墨,尤擅书法,崇碑版,篆、隶、行、草兼善,其笔力雄健,风格豪迈,楹联作品为人所爱。”近人马宗霍评价他的书法称:“文襄公行书出清臣(颜真卿)、诚悬(柳公权),北碑亦时凑笔端,故肃然森立、劲中见厚。”

此行书七言联中,亦可以看出受到何绍基书法的影响。行书参用篆隶笔意,逆入、涩行,结体宽博左倾,又善用墨法,浓淡相宜,豪迈中不失灵动。上联出自宋代苏舜钦《永叔石月屏图》:“彤霞烁石变灵砂,白虹贯岩生美璞。”下联出自宋代晁冲之《自然诗》:“青松夹日交倾盖,翠柏分风倚列屏。”上联右上角钤“御赐旗常懋绩”双龙纹椭圆形引首章,下联钤“大学士章”白文四字方印和“青宫太保恪靖侯”朱文方印。1874年,左宗棠被授东阁大学士,1878年,左宗棠收复新疆后,清廷嘉其功,诏封二等恪靖侯,故晚年作品常用此套印章

左宗棠《行书七言联》局部

上款人“桐卿一兄”,或为蔡承曾,号桐卿,清咸丰二年(1852年壬子)举人,同治元年(1862年)壬戌科大挑一等(相当于副榜进士),钦加同知衔,分发江西丰城即用知县,历战沙场,待战事平息、功成身退,醉心于诗书理易;其性秉直高洁,皇上屡诏却不为起,自表“孤臣自有丰城剑,遥夜思家向斗边”。蔡氏出身望族,据蔡氏文化网载:惠州蔡屋一门曾出四进士:(第三代)蔡步蟾,乾隆四十八年拔贡,被授“岁进士”;(第五代)蔡应嵩,道光庚子(1840年)恩科举人,丁未科(1847年)进士及第(与李鸿章、沈葆桢同科进士),钦命江西分巡,广饶九南道,署吉南赣宁兵备道,加三级,赏戴蓝翎,诰封通奉大夫(官二品),领按察使衔,督江西军政;(第六代)蔡桐卿咸丰二年中举人官从下五品;(第七代)蔡国鑫光绪末年会试贡生(进士)官从七品。1864年7月,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后,左宗棠节制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三省,奉命清剿太平军李世贤、汪海洋等残部。二十余年后,位极人臣的左宗棠为曾经的部将写下此联,当年沙场征战的激烈回忆,也已化作了纸上山水畅怀、云淡风轻的诗句。

Lot 949

李鸿章(1823-1901)行书八言联

对联 水墨手绘笺本 192×40 cm×2

估价:RMB 400,000-600,000

李鸿章此联款属“仪叟”,不甚多见,当为其晚年所书。《清史稿》记载:“李鸿章居恒好整以暇,案上置宋搨兰亭,日临摹百字,饮食起居皆有恒晷。”据其孙女婿吴永的记载,晚年的李鸿章僦居北京贤良寺,“每日起居饮食,均有常度。早间六七钟起,稍进餐点,即检阅公事;或随意看《通鉴》数页,临王圣教一纸。”不管是《兰亭序》还是《圣教序》,都是王羲之书法的经典之作,李鸿章的书法根柢即在于此。日积月累的练习使李鸿章书法功力深粹,气度雍容,又兼之常年将兵,使其书法中带有一种名将的果敢霸悍,尤非一般文士所能企及。此联用笔稳健,结体自圣教序中来而加以厚重,是其晚年书作的代表。

李鸿章《行书八言联》局部

此联内容为:长河注天千里流德;扶桑承日四围蒙阴。范晔《后汉书·邓皇后纪》中云:德音流千里,功名重泰山。“千里流德”,即德被千里之意,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称:“圣帝流德,天下震慑,诸侯宾服”,取意亦同。“扶桑”即传说中的神树名,有时亦作地名。“《海内十洲记·扶桑》:“多生林木,叶如桑。又有椹,树长者二千丈,大二千余围。树两两同根偶生,更相依倚,是以名为扶桑也。”在上古神话中,扶桑为巨大的神木,是日出之地,《淮南子》曰:“日出暘谷,拂于扶桑。”《楚辞》曰:“暾将出兮东方,照吾檻兮扶桑”,亦即此联所云“扶桑承日”之意。这两句联语寓意美德广被天下,功名荫及四方,气魄宏大,足见李鸿章之胸襟格局。

本幅尺幅接近两米,在所见李鸿章对联中尤属阔大,同时又书写在手绘的蜡笺纸上,品相接近完美,更觉难得可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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