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 刘晓博 

(相关资料图)

最近的城市“感激链”：南宁要感激昆明，昆明要感激武汉。

它们一个接力一个，把前者从“麻烦”中替换出来。

这个周末，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南宁的车位问题、昆明的“城投专家会议纪要”，转向了“武汉财政局催债”。

周五（5月26日）的时候，武汉市财政局、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，在武汉市委机关报——《长江日报》上发布了一份“债务催收联合公告”：

公告详细列举了259家债务单位名称、借款本金余额（截至2018年底），提醒他们尽快还钱。

细读这份名单，大家惊讶地发现：不仅国企欠了市财政的钱，民企也欠了。甚至连一些区财政局，也在催款名单上：

据经济观察网报道，一位东部某市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武汉市财政局列出来的欠款很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。上个世纪末，财政部门给国企、事业单位的一些借款，还有一些是以前政府给国企等担保产生的欠账。

虽然可能这是一次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布的公告，但仍然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，大家自然而然地跟当前经济低迷，地方政府“钱紧”、“债多”的现状联系起来。

据第一财经梳理，2020年武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30亿元，同比下降21.3%；2021年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，收入约为1579亿元。2022年受大规模退税减税、疫情反复等影响，收入约为1505亿元，同比下降4.7%。

由于楼市显著降温，武汉市以卖地收入为主的“政府性基金收入”在2021年见顶（1964亿元）之后，2022年回落到来1330亿元，同比下降约32%。预计今年全年这一收入增至1458亿元。

武汉2023年的楼市也跟全国一样，经历了3月回暖之后，4月无论是供应还是成交，均显著降温。

2023年4月，武汉市商品房上市供应面积169.2万平方米，环比减少6.23%；新建住房上市供应面积130.52万平方米，环比减少15.05%。

成交方面，今年4月武汉市商品房网签销售面积113.78万平方米，环比减少42.99%；新建住房网签销售面积89.82万平方米，环比减少47.86%。跟去年楼市最惨的4月相比，均有两位数的同比跌幅。

楼市是周期之母，是经济的带头大哥。楼市的迅速降温，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受损，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和投资，以及政府收入。武汉财政的苦日子、经济的苦日子，仍在持续。

据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的数据，在比较规范的地方债（不含城投债）方面，武汉是副省级、地级市中数量最为巨大的。截至2022年末，地方债余额接近6300亿元，相当于“广州+苏州”，或者“青岛+南京”，是深圳的3倍！

此外，武汉城市建投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为2568.29亿元，这可以视作是武汉政府宽口径的地方债——城投债。

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，会通过多个旗下平台融资，城投公司是最主要的，其他如地铁公司也会变身融资平台。

下图来自武汉地铁集团2022年年报，可以看出武汉地铁截至2022年末的负债突破了3000亿元。

仅一般地方债、专项地方债、城投公司债务、地铁公司债务，这四项合计就接近1.2万亿。

截至2022年末，武汉常住人口为1374万人。如果按照全口径（上述4类债务合计）计算，则武汉地方债分摊到每个市民身上，人均负债8.64万元；如果不计算城投债、地铁债，武汉人均负债4.6万元。

武汉地方债压力放在全国来看，远远算不上严重的。武汉的规范地方债占GDP的比重为33.4%。根据粤开证券的数据，截至2022年末，全国负债率最高的40个地级市（或州），负债率均超过了47.6%（均不含城投债）：

这40个城市多分布于经济落后地区，名列其中的省城有两个——贵阳、哈尔滨，其规范地方债占GDP的比重均在52%以上。

贵阳此前爆出了“无力化债”的新闻，后来中国信达集团介入。

旅游名城三亚、张家界、丽江的债务负担也非常沉重，应该跟疫情三年对旅游业打击沉重有关。

总之，武汉虽然面临一定债务压力，在全国情况远不是最严重的。由于武汉地位更高（国家中心城市、副省级城市），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
如何化解地方债难题，增加地方的经济活力，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。

其实内债很大程度上不算真正的债，也不存在实质性的清偿，主要办法是借新还旧、控制债务膨胀速度，让它跟经济增长基本匹配。未来主要解决的办法，无非是：

第一，用期限更长、利率更低的新债，替换旧债。

第二，控制城投债等隐性债务，尽量把债务摆在桌面上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第三，增发国债，替换部分地方债，减轻地方压力。

第四，减少无效、低效的政府投资，增加对居民分配的财富比重。尽量通过发展城市群、都市圈，增加经济运行效率。